王石 房地产教父的人生修炼

编辑/ 鲍芳撰文/ 郭凌鹤摄影/ 张弘凯化妆/ 洪浩( 苏芒)、李诺（王石）助理/ 张金晶、张爱琳场地提供/ 北京万科大都会会所 灯光/ 中纺影棚

 

他是中国房地产教父，一手创立了地产第一品牌万科；他足迹踏遍南北两极和世界七大最高峰，登上了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他却在别人选择退休的年纪，再次出发，毅然只身一人远赴哈佛求学问道。他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与自己较量，自我超越中，成就传奇。今年年初我们开设了“成功者的一堂课”栏目，由本刊主编苏芒与当今各领域中最成功的人士分享她们成功的经验。在最后12 月的杂志中，我们首次邀请男性企业家代表——王石，以男人的角度和胸怀，第一次为芭莎的女性读者开启新的一课：在这次访谈中，除了经营理念，王石和苏芒与读者畅谈关于人生的修炼，关于学习与生命的联系。

 

夏末初秋的一个周末，北京天色阴沉，朝阳公园侧畔的万科大都会会所却格外通透明亮。这是一个神奇的空间，从室外看，一面透视度缩放起伏的木格栅幕墙包住了不同视角的开口，整合了室内外的观望关系。走近室内，由浅往深、由低向高，空间体验随材料和光源色泽转换，逐渐变得更轻、更亮、更开阔。透过重叠的窗洞、门洞或天井，可以瞧见不同层房间内若隐若现的人和物，甚至天空，不断引发大家的好奇心继续往前探索。有一瞬间，我们感觉仿佛穿梭到了北京四合院或是苏州园林，处处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但一切的焦点，无疑聚拢在这一天的采访人物—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的身上。他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短暂休假回国。但这位房地产教父级人物的出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令人屏息静气，倒似踏着厚厚的积雪或松针而来，安静而深邃。王石穿着素朴的休闲款西装，隐隐有雅痞之气，又不动声色地透露出细节美学。他身形瘦削、矫健敏捷，全然看不出已经61 岁。假若你再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眉眼之间还透着一股闪亮的天真。

 

这是王石哈佛求学短暂回国后第一次接受平面媒体专访。他极认真地配合着摄影师的每一条细小要求—从手臂的方向到下颌的角度，不厌其烦。面对镜头，他有一点小小的、孩童式的拘谨。但与以往访谈中主要围绕万科企业经营理念和中国房地产大势不同，这一场访谈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和人生况味：从伦敦塔的设计，谈到日本江户时代和浮世绘，又谈到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王石博古通今，对每一个话题都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得入了神，摄影师都不禁忘记了按快门，席地而坐认真听讲，甚至连会所的工作人员都停下手中的工作，悄悄走近旁听。这是一场跨越年龄和身份、超越行业和背景、无关性别，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对话。王石把自己六十多年传奇人生凝聚的智慧，无私分享在与《时尚芭莎》主编苏芒的这场有关人生修炼的访谈中。

 

　　生命是始终在学习的过程

 

王石去哈佛求学之前，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助手正在很积极地学英语，于是问她：“你学这个干什么？”助手回答：“我要跟你去波士顿啊。”放在通常的情境下，助手的回答十分合情合理——老板要出国，助手当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王石却对她说：“你跟我去干吗？你学英语我是很鼓励的，但我到那里学习是不带司机、不带助手也不带秘书的。”年过六十的王石，在国内做企业快三十年了，早已习惯做什么事都有秘书安排，到什么地方都有司机接送，搞什么活动都有单位配合，偏偏这一次，他要抛下早已理所当然的一切，把自己一个人扔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大学校园里，独自解决衣食住行，和跟自己女儿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一起上课。在许多人眼里，他这是给自己找罪受。

 

王石对这份“受罪”甘之如饴，并幽默地打趣自己刚到哈佛时过着“半个残疾人”的生活：办第一张信用卡的时候，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去了四次才成功办下来；出门坐地铁坐反方向、打车找错地方都是常有的事；住就在剑桥小镇的公寓，和各国的学生们混在一起；每天吃得很简单，早餐就是麦片粥、烤面包片，偶尔吃地中海火腿，中午、晚上基本在学校食堂，或者在镇上小餐馆解决，有时还会用过去在大学里煮粥的方法，把生米放在暖水瓶里灌上烧开的水，往那里一放，第二天早上倒出来再煮三分钟，就是大米粥了。一位年销售上千亿元的房地产龙头企业的董事长，一位已两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传奇企业家，为什么选择在别人开始过退休生活的年纪，重返校园，他又得到了什么？王石说：正是学习，让生命又活了一次！

 

苏：许多年轻人工作到一定阶段，会觉得知识储备不够用，就想回炉充电。在您看来，学习到底是什么？年轻人怎样学习最有效？

王：我的学习观就是，首先不要和你的兴趣太相左，不要太功利主义；还要适当地关心社会进程，有精神追求。我现在的谈吐能得到一些认可和共鸣，更多得益于一些基础性的学习，而不是功利性、工具性的。比如在我刚去哈佛的时候，就有人建议我选商学院，但我选择研究的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两门课程“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都与宗教、思想有关。我的学习不仅是为了解决生存之道，更能解决立身之命。另外，学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比如我，我的文学底子非常不好，学习成绩也比较差，但关心社会进程就必须关心历史，虽然古文底子很差，我还是要硬着头皮读史学著作。起初这是非常难受的，等穿过了这层障碍回头再看看，是非常值得的。

 

苏：如果有些年轻人想在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充实自己的头脑，您有什么好建议？

王： 把学习培养成习惯，比如睡前读书，现在无论多晚，我不读书都睡不着觉。古人有“马上、厕上、枕上”必读书之说，这么多年来，我也遵循这个学习原则。当然， “马上”变成了火车上、飞机上。就算在洗澡时，实在没法看书，我也一定要听收音机，接受资讯。总而言之，就是要形成随时随地学习的好习惯。

金色刺绣上衣、半裙 Dolce&Gabbana

 

苏：去哈佛求学和登上珠峰相比，您觉得哪个更幸福？

王：登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经历，跟幸福没有关系。而在哈佛求学时，那种突然克服了某种障碍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幸福。

 

苏：在哈佛，您突破了哪些障碍？

王：我到哈佛的时候已经预想到这个过程会很艰难，六十岁的人要过语言关，不是容易的事情。再者，哈佛是一个人文荟萃、聪明脑瓜聚集的地方，竞争当然是非常激烈的，环境要求你必须打足精神。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时间有限，因为我不像二十多岁或者十几岁的学生，做访问学者的时间不长，我不能到那儿除了语言啥都没学到。

 

苏：您完全可以在美国买个房子、买个车，舒舒服服地当访问学者。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那么不舒服的环境里？

王：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接着一场体验。简单地说，中国每年有那么多留学生出国，我也想体验一下这种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感觉，仅此而已，并不是想做超人。我相信，语言就是应该在环境中学习。刚到哈佛的第一个学期是非常非常苦的，上午在英文学校学习，和一群比我女儿还小的孩子在一起，混得很辛苦。每个星期一考试，考试剩一分钟的时候整个教室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连选择题都没做完，老师催我交卷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是后进生啊。下午到哈佛听课，什么都听不懂。刚开始没有大课，我就听讲座，请了一个小留学生来帮我翻译。后来，连这个小翻译也走了，我只能一个人上课、一个人听讲座。到第二个学期，我可以跟着上大课了，每天时间都安排得很满，从来不敢应酬，只盼望着星期六，因为可以睡懒觉。那时候每天都非常疲劳，第一学期脑袋累，第二学期眼睛累，但是也忽然发现，你多年不开发的脑袋，忽然好像某一方面给打通了，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与此同时我觉得突然就自由了，背个背包，到哪里去都可以搭地铁、坐公交，还可以用英文直接和人沟通。这种感觉太棒了，是生命又活了一次，完完全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苏：其实，人们都喜欢待在能发挥自己优势和长处的地方。可您不一样，从登山，到去哈佛求学，我发现您特别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去挑战自己。这有什么好处呢？

　　王：就是对自己心理的挑战。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世界基金会50 周年的讲演，用英文准备演讲稿。要知道我当时英文普通对话都不容易，讲演难度有多大啊。演讲前一个月，我都很痛苦，绝对是硬着头皮过。但是通过这件事，人家对中国人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且你自己会有一种战胜困难的愉悦感。我不是想出人头地，只是在全球化的参照系里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坐标。

 

苏：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迎接挑战、接受挑战，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从而不断印证自己。人为什么要同自己较量呢？

王：与其说和自己较量是为了“成功”，倒不如说是为了“幸福”。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常常停留在“喜乐”的层面，幸福似乎一定要和痛苦隔绝。而在我看来，幸福就是要和它的对立面结合起来不断地向前运动，否则它就不可能强烈，也不可能持续。一方面，幸福是需要努力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要放弃迷茫，那种豁然开朗感能让你有一种快感。

 

苏：哈佛学习一年，您一定有很多感触。在您这么多年对西方和日本的游历考察中，觉得哪些是他们的精粹，我们值得学习借鉴？又应怎样融合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被别人接受呢？

王：我还准备在哈佛再待一年，这一年我就打算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完成我这么多年来的夙愿。我所选的视角是江户时代的视角，而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向日本借鉴。日本江户时代男性的扫盲率是70%，女性是20%，而我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文盲率还是80%。江户时代结束的时候是1848 年，可以说他们的扫盲率比我们早了至少八十年。所以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化、开民智、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接受这些层面上，江户时代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江户时代的确是闭关锁国，但对两个国家来说是开放的，一个是荷兰，一个是中国。这种单独开放的形式，有点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江户时代有一个“兰学”，简单来说就是荷兰学，它完成了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接受的准备。从现在来讲，亚洲所有国家里，日本的医学水平是最高的，几乎可以与德国持平。但是中国呢？现在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如江户时代结束的时候。扫盲我们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工商业的发展程度上远远不能企及。

 

苏：为什么您常常在采访中提到要向日本学习借鉴，您也不断在研究日本？

王：日本是个资源贫国，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资源开发殆尽，学习日本对未来很有借鉴意义。80 年代，我们还很开放地向日本学习，但90 年末以后渐渐就不行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21 世纪之后日本沉没，经济泡沫破裂，我们又发展迅速；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绪和国际争端让整个氛围变得不正常了。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研究日本的学者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爱国的。这让人感到很悲哀，因为有些东西应该是纯粹的，不应该被政治所左右。

王石多年来观察研究日本，这是他2003 年在日本街头用相机记录日本

 

苏：去哈佛求学，也是一种向西方文化问道的过程。在西方，看到西方人的创新，您会怎样回过头来看待中国人的创新？

王： 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创新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模仿对象。但是当你成为第一，创新也就成为必然选择了。比如，去年在一个以“创新”为主题的论坛上，我做过一个主题发言，叫《模仿》。我说，现阶段中国没有什么创新可言，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从模仿起家的。比如万科就是把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帕尔迪作为模仿对象。但后来我们忽然发现，西方金融海啸之后，整个西方的经济都受到了影响，企业的增长也受到了遏制，甚至是大幅度萎缩。帕尔迪从最高峰时每年卖5 万套，跌为1 万套，我们万科则从每年卖4 万套跃升到8万套、10万套。这时你就突然发现，你失去目标了，没有什么可模仿的了，一切都在变化，必须自己摸索。

苏：所以榜样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模仿，给我们一个学习标杆，但是模仿到一定程度就要丢掉榜样，是吗？

王：是的。就拿登山来说，它在西方是很普及的运动，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都很喜爱。但在中国，却是一项职业运动。我一开始登山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在挑战自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为了证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每个人的参照系不同，我的参照系是国际的。记得我第一次登上珠峰是2003 年，那时候52 岁。当时央视记者李小萌采访问我：“您是登珠峰的中国人里年龄最大的，有什么感受？”我说年龄不是问题，因为外国人五六十岁登珠峰是很稀松的。日本一位叫三浦龙一郎的老先生把人类登珠峰的年龄从62 岁拓展到了71 岁，后来又提高到了77 岁。

游学美国时，王石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演讲。

 

克服恐惧，要把害怕的事当作常态

 

2010年，酷爱户外极限运动的王石第二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再次刷新由他自己创下的中国年龄最大者登顶珠峰的纪录。然而，也就是这一次登顶，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因为有过太多次登山过程中的生死考验，王石似乎早已忘记了什么是恐惧。“雪山太美了，太壮观了，感觉就像进入爱丽斯梦游的仙境。上次登顶，没敢摘氧气罩和眼镜照相，人家说谁知道这照片上人是不是你。这次我大胆地摘了眼镜，光举20多面旗子照相就折腾了十几分钟。”就是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大胆”举动，令王石患上了登雪山时最怕遇到的疾病之一“雪盲”症。“我的左眼几乎完全失明，自己都还不知道。一开始拿着照相机拍照，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我闭上眼睛又换个照相机再照，还是黑的，我就知道照相机没坏，是我眼睛出问题了。”医生对他紧急下达了4小时不能见光，且4小时后必须下撤的死命令。

 

回想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王石却说，当时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恐惧，反而非常非常平静。但他解释，“这并不是我大胆，实际上从现在的高山医学来说，处在那种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不害怕，是人的思维因缺氧而变得迟钝，在最危险的境地下没有感觉到危险——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么多年的登山冒险旅程中，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更加教会王石直面恐惧，如此人生才会更坦然，因为登山本身就是一个直面死亡的过程。

 

苏：人怎样才能克服恐惧？比如恐惧事情办砸、恐惧“分离”……

王：把恐惧的事当成一种常态就好了。人的焦虑不安，通常来自于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从深层来讲，人最大的恐惧感来自于什么？并不是失明或者瘫痪，而是死亡。你说，“终极关怀”是什么？其实就是怎么安慰你的灵魂，让你面对死亡。在宗教中，人是有两种永生方式的，一个下地狱，一个上天堂，告诉你人类在死亡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而在我们中国东方文化的传统中，死后是没有去处的。

2011 年2 月，王石开始在哈佛的游学生活

 

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吗？

王：西方把死亡当作对生的赞美，中国是当作哀号。你一定在别人的葬礼上听过中国的《哀乐》吧，起初它是很能打动你的，但越到后来越嘶哑嘈杂，越来越沉重，仿佛在哀号：我不愿意死！而西方的《安魂曲》，更多地赞颂生命的辉煌，有对生命的追溯，你可以用审美的态度去听它。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安魂曲》，但中国人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听《哀乐》吗？没有，别人会说你有病。

 

苏：学会面对死亡，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吗？

王：是的。登山十年，让我学会了面对死亡。进山，帐篷里很冷，头痛睡不着觉，你怕醒不来，你不敢睡，你怕睡过去就肺水肿了。一个队员去世了，你必须把他的尸体抬下来，甚至有时候抬不下来，你还要就地挖一个冰坑把他埋起来。死亡随时就在身边威胁着你，猝不及防，不容你像在日常生活里那样，目睹着老人生病住院、一点一点迈向死亡。

 

苏：在这个过程中，您如何学会面对恐惧呢？

王：你必须面对恐惧。并不是说你不怕死，而是你会更珍惜生命，知道它是无常的，必须积极面对它。我个人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难关是不敢去面对。

 

苏：既然生命最终是虚无的，您觉得生命有意义吗？

王：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生存下去、延续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从生到死的过程，从生物学来讲，一个物种的平均存活时长是700万年。恐龙失败吗？它是很成功的，存活了两亿多年呢。人的物种从猿变为人，也就是400万年的时间，换句话来讲，作为一个物种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人类有文明、会创造工具也不过是万把年，有文字不过五千年。人类这种进化速度，能不能延续到700 万年，我是很打问号的。但是人类这个物种有创造的能力，能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佛教的思想是涅槃，一切都是虚无，而中国的禅学把虚无的“无”变成了有境界的“无”、积极的“无”。

 

苏：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工作、爱情，都是为了创造，都是为了对抗虚无吗？

王：对，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想，你是永生的、永恒的、你是最伟大的，你就不会对失败太恐惧。人的恐惧，一方面来自于完美主义，怎么能不操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敢面对，怕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苏：怎么才能学会面对失败呢？

王：失败就是失败啊，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而已。你看看电视选秀节目上那些80后、90 后的孩子，失败之后还能洒脱地唱一首歌，你有什么不敢失败的？说白了，我们还是接受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传统教育思维影响太深，骨子里有传统的东西在——怕失败，就是一种表现。

1969 年， 王石在新疆戈壁滩上开始了五年军旅生活

 

做好自己人生的管理者

 

冯仑曾这样评价王石：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领导别人，王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而作为中国最成功地产公司之一的管理者，王石说他只做三件事：第一，决策—做不做；第二，用人—谁去做；第三，责任—只要下面出了事，自己就承担责任，无论什么原因。对于王石这样伟大企业家的气度和胸襟，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深有体会。曾经刚到万科没多长时间，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毛大庆内心忐忑了很久，不知该不该给王石打电话。结果，有一天大清早，毛大庆接到王石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王石非但没有责备毛大庆，反而安慰他，并告诉他：如果以后有人责备你，全是我的责任，都是我让你们这么做的，你就只管面对处理就好了。这件事，令毛大庆感动了很久。有这样信任和放权的管理者，下属会更有担当和动力。

 

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管理者？

王：作为管理者，要尽量学会放手，不要凡事都亲力亲为，否则下面的人永远不会成长。一方面要学会允许下面的人犯错，另一方面要讲方法论，教给他们一种精神—完美主义的精神。比如现在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他来到万科才三年，万科的管理方法我从来没有手把手教他，但是大庆做得很出色、很愉快。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北京万科大都会会所，是万科的门面，怎么也得三易其稿才能最终确定吧？但在成稿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相信吗？我完全也可以指手画脚，告诉他这里怎么做、那里怎么做，但那样的话别人就会说，董事长离开只是个形式，根本就没有放手。

 

苏：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懂，但一旦到事上，还是很难做到。您肯定也不是一开始就会面对失败的，是否可以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一点具体的方法？

王：完美主义的人，怕不说人家一定会犯错误。但你只要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从来没犯过错误？这个问题想通了，就都好办了。企业发展，更多是需要团队，需要制度来约束，这样到一定程度会越做越轻松，而不是越来越累。很多人觉得我不能放，我一放就不能达到水准，但你要反思一下，你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是由很多人来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但又不是搞人海战术，而是通过团队和知识的组合来实现。成功经营企业，最后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你的品牌上。做到最后，可能它成功之后，没有人知道创始人是谁、董事长是谁。就像可口可乐，你知道它创始人是谁吗？你知道它现在的CEO 是谁吗？不知道，这没关系。这不影响它作为一个企业的成功，我觉得这恰恰就是企业的成功。为什么说我可以离开去登山，去留学，长期不管呢？因为我就是要这样治理这样建设的，以这样的企业为目标。

2010 年5 月22 日上午，60 岁的王石第二次登上珠峰峰顶，改写了中国人最大年纪登顶珠峰的纪录。

 

苏：人在管理自己情绪的层面，也是需要建构制度的。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手段来控制情绪？

王：说白了，就是人需要发泄和释放。有些人有信仰，可以通过祈祷啊冥思啊来释放。我没有信仰，但有自己释放的方法。记得20 世纪80 年代我曾经遭遇过一次重大的挫折，以为自己过不去这一关就永远过不去了。于是我带着助手去滑旱冰，为了释放，就滑得很快，一滑得快就重重地摔在地上，膝盖上都能摔出血印子来。滑了三个小时，摔得一身汗，起码可以暂时放下那个难题，第二天醒过来再继续面对。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心理安慰法：就算再难，会到世界末日吗？第二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

 

苏：实际上现在人们失眠很多都是因为睡前总在刷微博，心静不下来。随着肩上责任增多，我们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也变得非常多，时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形成碎片时间。在时间管理方面，您有什么好办法？

王：管理学上有一种“动态管理”，从字面上理解是说你的管理要有弹性，但实际上指的是，信息社会的信息太过繁复庞杂，你要学会删减。

 

苏：人生是一个说漫长很漫长、说短又转瞬即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既有长期想要实现的目标，又有每个阶段不断出现的问题要去解决。怎样规划人生，才能让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浪费？

王：我认为人生是不清晰的，所谓的人生规划常常是成功人士在功成名就之后才总结的。

 

苏：但我年轻的时候就规划过自己的人生。当时我的老板告诉我，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杂志。我想，好，我就一辈子做这件事，这样不也行么？

王：其实你这个不叫职业规划。你想过每个年龄阶段做到什么职位、拿多少钱吗？一个人能成功很重要的是能够做自己所热爱，恰好又擅长的事。你能决定一辈子只做这件事是很幸运的。但这是相当偶然的，很多人没有这种幸运。我并不是你这种情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要学会在你所从事的行业发现它的价值和乐趣，这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苏：从您创立万科，到登山，再到哈佛游学，您不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规划吗？

王：我并没有规划人生。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有规划。比如少年时代我有很多想法，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记得我32 岁到深圳，是从卖饲料开始的。在去深圳之前，我当过兵，做过工人。我刚当兵的时候遇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想当职业军人，但当兵半年我就发现我并不适合，也不喜欢。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的，但我的性格恰好是倔犟不肯服从。虽然如此，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很快就入团入党，做得非常出色。一直到复员的时候，指导员还很惋惜地说：你如果想不走，还是可以不走，可以继续给你提干。

1988年12月28日,王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万科股票公开发行面值1 元2800 万股，当年的股改缔造了万科的今日辉煌。

 

苏：但年轻人如果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决定要什么时，该怎么办呢？

王：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先把你能做的事做到最好。有人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这个说法不对，既然当兵就得当个好兵。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不要浮躁，要放低身段，做好手头每一件平凡的小事，有时比职业规划更重要。在你确实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可以采取排他法，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这样一点点化繁为简。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你之前做过什么，积累了什么，也是你下一次跳槽和转行时，别人评判你的标准。

 

苏：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诱惑。有个读者就提出了一个纠结的问题：女人背负着社会和家庭两方面责任，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能够两者兼顾，但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做出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王：对于女性，两者兼顾很难，你必须明确你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举一个例子，我在深圳有一个表妹，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打拼，做到了一个大型保险公司的高管。她的丈夫也在深圳创业，做得很成功。有一年，那家大型保险公司决定把总部转移到上海，她就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不要跟过去？ 如果不去，职业肯定就得不到升迁了。于是她来问我。我说：这很简单，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去了上海，家庭一定会受影响。

　

苏：如果丢掉哪个都后悔的话，怎么办？

王：如果丢掉哪个都后悔，那就抛硬币吧，把它交给老天去抉择。这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选择哪条路都有利弊。后来我的表妹去了一家规模不如以前的公司，但也过得很好。有时候，选择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把问题简单化，跟随自己的直觉就可以。

《罗马人的故事》

王石爱读的书

《罗马人的故事》

这套《罗马人的故事》 是一部煌煌十五册的巨著，目前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八册。作者是一位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写了十五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盐野七生有一点很像《时尚芭莎》 的主编苏芒，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研究罗马史。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这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盐野七生说，中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两千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她还同时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你这个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在盐野七生的描述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这都是罗马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作者的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作为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作为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