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危机划时代的中国崛起

时间：2017-02-17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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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鸿休］［摄影·邓熙勋］

学者李稻葵直接斥责了垄断对市场化的过度干预，他几近猛烈地说：“不能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干预上市公司，把当初招股书中明确的条款全部取消，这是不对的，中国的上市公司搞不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李稻葵的身份在发生变化

自由经济倡导者

时间进入2012 年，李稻葵的身份在发生变化。此前，他曾经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今天，他的名片上只剩下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他的办公室坐落在清华大学一角，离开了官方背景的李稻葵依然频繁接受媒体采访，阐述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点。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李稻葵的名字正成为当时新浪微博的热点词汇，因为他对国庆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时间，质疑、批评、反对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我是在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理解的人自然会支持我的观点，不理解的人，我希望他们能理解。”

站在你面前的李稻葵穿着考究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不同于大部分学者的不修边幅，而是愿意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他不仅仅是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曾经是时尚杂志的宠儿，虽然他坚持不化妆，只以学者应该有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李稻葵的学术思想非常简单，包括他对国庆期间高速免费路的看法也处处显露出他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者。他认为，高速免费实际上是把蛋糕给有钱人吃，“开车的人不会在意是不是要交过桥费，政策应该向更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倾斜，而不是让已经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人享受福利。”李稻葵举的例子很清晰：就好比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高福利让人们变得僵化，缺乏活力。

“高速公路既不是公共品，也不是生活必需品，跟粮食和住房以及公共国防等是不同的。所以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谁受益谁交钱，享受高速公路的是受益人，而且这些受益人都是中高收入的人，有车的人，没有理由进行免费。只有公共产品，同时又是必需品，才可以考虑免费。”另外一方面，学者李稻葵还直接斥责了垄断对市场化的过度干预，他几近猛烈地说：“不能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干预上市公司，把当初招股书中明确的条款全部取消，这是不对的，中国的上市公司搞不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乱世中谋求

李稻葵对垄断的看法，几乎揭示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关键。他在今年的新书《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揭示了这一点。李稻葵对乱世的看法完全是基于经济层面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资本市场信心大跌，深陷债务危机的各国政府借贷成本螺旋上升，债务负担如紧箍咒般不断加紧，亟须推进的改革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和罢工，而这进一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恐慌和融资成本的上升。危机爆发两年多来，欧洲中央银行置欧元的命运于度外，墨守成规，死守通胀的底线，不愿大规模注资欧债市场。而希腊不得不变相破产，接受国际金融社会的援助。希腊不会是最后一个。

美国—财政、经济、社会问题繁如乱麻，危机蓄势待发。美国的财政问题事实上比欧洲更为严重，其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远超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只不过是其国际货币老大的地位与美联储的灵活运作在短期内掩盖了问题，避过了资本市场的注意。美国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失业率居高不下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困境比里根总统上任前的形势更为严峻。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改革气魄，思想界更是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军人物，提不出完整的改革思路。种种迹象告诉我们美国的乱象还将持续，未来10 年美国想要重振雄风将是相当艰难的。就像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一样，四年之后，奥巴马头发花白，谨慎地看着世界，他自己也不知道出路在何方。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中国的崛起只能在这个乱世中谋求。

李稻葵

摆脱“日本病”

李稻葵从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上，分析了中国未来遇到的问题可必须走过的路径。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在2009 年末已经持平甚至超越日本，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初现“日本病”的症状，无论经济的对外依赖度还是资产价格，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日本当年低得多，人口基数比日本大得多，只要中国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通过大规模减税、加快城市化启动内需，并迅速扩大资本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完全可以启动国内市场，走出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杜绝" 日本病"。

李稻葵更加清楚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虽然在表象比较类似，但他们其实走在不同的轨迹上。如果想崛起，中国必须摆脱日本式的发展。第一是想方设法提高内需。短期来看，这有赖于通过坚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消费的上升空间巨大，但是按李稻葵的计算，目前约束中国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缓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进入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国内需上升的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市场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能够带动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上升、内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相对较快地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这有利于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李稻葵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玲玲、王红领进行过测算，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达到8,000 美元时，也就是再过3 年左右的时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进入上升通道，一旦这一格局形成，中国居民消费比例不断上升的良好局面就会出现。

第二是必须在资本市场下工夫，不断扩大这一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170%（相当于8 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资方向，以此化解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迅速扩张，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通过资产供给扩张的方式，使深沪两市A、B 股的总市值在2009 年年底的24·39 万亿元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50 万亿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同时，巨大的资本市场也能够自如地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巨大的湖泊能够更好地应付洪水的冲击一样。到那时，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就可以最终放开，人民币国际化的美好前景也将成形。

“必须直面中国经济总体规模超越日本经济所带来的忧思，认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原理，针对中国经济中已经初现端倪的‘日本病’症状，加快结构调整及相关的体制改革，通过启动内需、迅速扩大资本市场上优良资产供给的方式，从根本上消灭病根。当然，杜绝了‘日本病’，中国也可能产生自己的病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结构和体制上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最终在人均发展水平上赶上日本等发达国家。”

对话思想家李稻葵

《芭莎男士》：欧洲、美国的乱世，对中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崛起需要怎样的过程？

李稻葵：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一直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我曾预测，中国经济将于2009年第一季度末反弹，资产价格将于2009 年年初上升，而世界经济将于2009 年下半年出现止跌上升的态势。这种乐观的看法在2009 年年初备受攻击，但到下半年，这些预测基本兑现，但这并不能说我是一个无条件的、盲目的乐观者。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必须考虑“西方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坚持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的分析。

《芭莎男士》：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稻葵：当然是房地产问题。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不仅是一个消费品，即住房产品，同时也肩负着投资品的重任。因为房地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投资者资金的最终去向。在一定程度上，房地产更成为广泛流行的收藏品，大量投资者购买了第二、第三套住房或别墅，而并不长期使用，这与艺术收藏无异。在这一背景下，当今的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不堪重负，于是产生了各种问题。

《芭莎男士》：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

李稻葵：在我看来，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简单地以政府的财政投资、以政府项目推动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短期内也许可以带来繁荣，但长远来看不解决根本问题。这种财政刺激往往首先是让大企业、国有企业受益，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增长的内在动力必然枯竭。所以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必须被超越。

《芭莎男士》：中国经济真的进入拐点了吗？据说，您不同意拐点这个说法？

李稻葵：当前宏观经济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内需的“萎缩”。内需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投资量明显下滑所致。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速能回到20%左右，就能带动GDP增长0·2%-0·3%个百分点。我不同意“拐点”这个说法，好像是说中国经济从一个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阶段。我更愿意形容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颠簸期，一个减速拐弯的时期。过了这个阶段，如果把控得好的话，还是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时期，拐了这个弯之后还能够再走一段，我相信能走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那为什么拐弯？说到底，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依赖高增长的方式，但现在看来很多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